在寻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上，社会科学怎样才有更充分的功能发挥？社会科学工作者怎样才有更出色的角色担当？为此特设以下三问：

　　一问：为什么要联系实际？

　　在哲学社会科学宣传和教学工作中，经常有人提出，社会科学在理论上说得头头是道，就是离现实生活太远。因此，如何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培育人？最重要的一条，是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

　　理论联系实际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要求，也是我党的优良传统。但是应该承认，从理论与实际的关系来看，实际是动态的，理论总是相对稳定的。所以，不管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理论与实际的脱节都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理论为了指导实践，总是高度抽象、圆满、完美、理想化的，物理学中设想的质点、刚体、惯性、圆周运动等，其实也是现实生活中不存在的。理论与实际的完全吻合只是暂时的，相对的，更多的情况是理论要么超前于实际，要么落后于实际。理论如果不超前，就会失去指导实践的意义，理论如果不落后，人类就不必承担更新观念、解放思想的任务，也就谈不上理论的创新。党的创新理论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作为与马克思主义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理论，决定了它是属于前者，而不是后者，决定了它必须超前于实践，才能指导实践，引领未来。

　　既然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都存在理论与实际并不完全一致的情况，为什么对于社会领域的理论与现实差距，人们会表达不满，而对自然领域同样存在的理论与现实差距，人们却很少谈及？原因在于，自然科学理论只是出现在书本上、课本上，普通群众并不经常接触，有的甚至永远也不会接触到这些理论。而社会科学特别是党的创新理论除了出现在教材上、书本上，还要出现在报纸上、墙报上、挂满大街小巷的横幅上，是每一个识字的人时刻都能看到、听到的，同时对于这些理论所表达的内涵，也是每个人都能体验到的。

　　如何解决理论联系实际的问题？我们要看到，包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内的党的创新理论都是宏观思路，是总的指导性思想，如果我们在理解理论、宣传理论时，也仅仅停留在宏观层面，用概念解释概念，用理论解释理论，就必然出现空对空的现象。进一步说，有的同志也注意到了理论联系实际，但实际有大小、远近之分，如果我们在讲解理论时，只是注意联系大的实际、远的实际，效果也不会理想。更重要的，是要从小处着眼，从近处入手，紧密联系身边的人和事，才能使宣讲对象产生认同感。所以，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就不能使用抽象的概念，而是必须具象、必须具体，必须从细节、从微观入手。不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工作者，创造性就在于，怎样运用圆满的理论去解决不圆满的现实中的实际问题。否则在自然科学中就不需要既设理论力学，又设应用力学，在社会科学中就不需要既设理论经济学，又设应用经济学。在这方面，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认真借鉴自然科学工程技术人员的经验，致力于从应用层面上解决思想认识问题，回答广大人民群众关注的重点难点问题。只有在理论联系实际的过程中不断有所创造，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培育人的工作才会卓有成效。

　　二问：为什么要立足国情？

　　凡是科学，都是以世界上存在的各种现象为研究对象。但社会现象与自然现象毕竟有所不同，后者比较简单，在全世界具有大体一致的表现形式，服从相同的自然规律，因而其研究成果也就具有可通约性和广泛普世的可通用性。而前者却复杂得多，具体可分为两类，一类如经济现象、心理现象，在世界范围内均可通约，因而可遵守相同的研究范式；另一类如党派现象、宗教现象、民俗现象等，往往因地而异，围绕这些现象的研究方法和思路不可能遵守共通的范式，而基于这些现象的研究成果更不可能做到世界通用。因此，社会科学成果也可分为两类，一类属于具有普遍真理性认识价值的，同时也具有普遍推广意义，世界各国都可奉行，如市场经济体制在全世界的畅通无阻；另一类成果则受地域所限，并不具有普遍应用价值，只能适用于一定的国情民情，这是社会科学的特殊性，在一定条件下，它也表现为社会科学的党性、政治性、阶级性和民族性。总体来看，当国际上的结构性暴力尚未根除，国家利益间尚存在明显冲突，阶级压迫和剥削尚未消除时，社会科学研究就不能不服从和服务于国家利益、党派利益和阶级利益。坚持社会科学研究的政治导向，坚持思想性原则，也是坚持社会科学特性的内在要求。因此，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要有敏锐的政治意识，时刻保持清醒头脑，切不可为西方诸如“普世价值”之类的东西所迷惑。而有关社会科学管理部门也不可盲目照搬自然科学成果管理办法，唯西方ESI等马首是瞻，乃至在各种社会科学成果评价中迷失了方向。

　　既然社会现象具有很强的地域性特征，那么，作为生长生活在三湘大地的湖南社会科学工作者，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联系实际的传统过程中，首先就要联系中国的实际，尤其是湖南的实际，也就是要突出湖湘特色。应该看到，湖湘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为我们的社会科学科研工作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和取之不竭的养分。特别是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在中华民族救亡和民族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大批志士仁人层出不穷，前赴后继，谱写了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光辉篇章。发扬湖南人敢为天下先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结合今天“四化”“两型”社会建设的伟大实践，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研究天地将无限广阔。我们只有进一步突出湖湘特色，努力打造一支强大的理论湘军队伍，才能使理论湘军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发挥不可或缺、不可替代的作用，

　　三问：为什么要身体力行？

　　在社会科学教学过程中，我们还经常听到的这样的抱怨：为什么社会科学工作者特别是政治理论教研人员必须坚持言传身教、身体力行，而对自然科学工作者、工程技术人员却没有提出类似要求？

　　问题的回答可以从人类社会分工入手，通过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比较得出答案。

　　第三次人类社会大分工，诞生了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职责是为社会提供源源不断的精神产品。同时知识分子也是人类社会的重要成员，必须与人类其他成员共同消费这些产品。这正如当年享誉一时的傻子瓜子，如果傻子本人不吃这些瓜子，那么其产品的质量是会受到普遍怀疑的，更不可能享誉天下。

　　自然科学研究的是自然现象、自然规律，自然规律显然也对研究主体和其他人员一视同仁地发挥同样作用。试想，阿基米德当年发现了杠杆原理，而他本人在制造抛石机时，会不遵从这一原理吗？伽利略发现了自由落体运动定律，而他本人竟敢违背这一定律，从比萨斜塔纵身而下么？牛顿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他能依靠自己的智慧抗拒这一定律吗？从这个角度讲，自然科学工作者其实也是身体力行的，只不过他们身体力行的是在自然领域，而不是在社会领域。因为自然规律对研究主体的社会行为是鞭长莫及、无能为力的。牛顿在自然科学领域的建树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但他虔诚地相信存在着宇宙运动的“第一推动”，存在着上帝，别人对此无可厚非。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科学家哈伯全力以赴地在威廉学院的化学实验室里研制各种化学武器，让1900年海牙会议上制定的关于禁止使用毒气作战的国际公约变成了一纸空文。哈伯在伊普雷战役中用氯气写下了军事史上大规模毒气战的第一笔，使得成千上万的士兵在极度痛苦中离开了人世，全世界都陷入恐怖之中。但是，因为他曾运用极其简便的方法解决了长期困扰人类的固氮问题，1918年诺贝尔化学奖的桂冠并未受其恶劣社会行为影响，依然被他摘取。

　　在自然科学研究领域，尤其是在宏观研究领域，研究主体与客体是泾渭分明、毫不相干的，并不存在主观介入问题。数学家陈景润可以破解哥德巴赫猜想这样的顶级数学难题，但在日常生活中，他却并不擅长与小商小贩讨价还价。与自然科学不同的是，在各种社会现象的研究过程中，由于人始终是研究对象的主角，因此作为人而存在的研究主体一开始就同时充当着研究客体的角色。既然主体与客体密不可分，那么作为主体时提出的社会主张，做出的社会规律发现，就理所当然地应该身体力行，因为在作为客体的别人看来，研究主体同样也是客体。在这方面，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早就为我们做出了表率。他们一方面从哲学、从经济学和社会学的角度研究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指导无产阶级革命，另一方面则根据这些规律，模范地付诸实践，推动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即使在此之前，如欧文、傅立叶设计“乌托邦”，搞空想社会主义，之所以能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三大理论来源之一，也是因为他们孜孜不倦，身体力行，直至最后破产。

　　其实在自然领域，科学家们之所以能坚持身体力行，一个重要原因是，如果他们违背客观规律，惩罚将立竿见影。从这个角度看，自然科学家的身体力行也是迫不得已。而在社会领域，如果理论工作者言行不一，惩罚将明显滞后，首先受损害的却是理论本身。如此说来，坚持和发扬马克思主义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在社会科学领域就具有特殊的意义，它已不光是一种学术要求，更是一种社会发展的现实要求。推而广之，各级领导干部也和社会科学工作者一样，必须言行一致。因为领导干部要管理的是人，要发言、作报告，谈的也主要是社会领域的事情，因为你不能想象，一位领导干部会在台上长篇大论地讲述自然科学的东西。而要宣讲马克思主义和党的创新理论，如果言行不一、口是心非，必然引致对社会科学理论、对马克思主义和党的创新理论的怀疑。所以说，不管是对社会科学工作者，还是对各级领导干部，一旦言行相背，便可视为对社会科学、对马克思主义和党的创新理论的背叛。

　　（作者系长沙国防科技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院长、教授、科技哲学博士生导师）